[49]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页。
如何保证代理运营机构100%备付准备金后没有超发货币，尤其是当代理运营机构运营的支付网络不受中心化管控时，中央银行更难以掌控运营代理层的货币发行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某些反对区块链技术应用于CBDC的理由。未经持有者的签名或同意，其他任何主体均不能动用CBDC。
当同一家代理运营机构的客户之间发生CBDC支付时，只需在该机构的明细账本上变更权属，无需变更中央银行总账本。对于技术路线而言，意味着可以不拘泥于实物货币的发行流程，系统的设计可以更为简洁，局面因此大为改观。二是管理上，这种方式央行和运营机构在发行流通过程中是紧绑定的，央行依然承担中心化压力。此外，由于DDR 是通过100%资金抵押生成，不影响货币供应量，因此分布式账本也不会影响到中央银行对货币的总量管控。考虑到目前区块链技术的交易性能还在演进的过程中，上述清算业务宜在批发层面展开。
据此，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100%备付准备金存缴中央银行之后，它们虚拟账户中的资金就是央行数字货币了。其主要功能组件分为发行登记、确权发布、确权查询网站应用、分布式账本服务几个部分。在这里，法律文化表现出固执的保守性。
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的产品及服务不再有截然的分野，兼具三者属性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涌现。为了解决Fannie Mae的流动性问题，1970年又成立另一个半政府机构（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简称GinnieMae），专门将各种住房按揭贷款打包然后分成股份，以可交易证券的形式向资本市场投资者出售。随后，纽约州、新墨西哥州也明确规定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购买次贷将面临罚款。赚钱时可以获得高薪，亏本时由股东买单的薪酬激励机制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道德沦丧。
（三）司法至上在金融监管中的彰显及其不相容性 司法至上是指，同级政府官员不仅有义务遵守司法裁决，而且也要在未来的决策过程中依循司法部门的推理。联邦层面的最基本管辖权属如下：美联储（FRS）、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实际上既没有在美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过程中分享到金融创新的利益，反而在次贷危机中为美国买单，难道我们还能够为自己没有搞资产证券化而庆幸吗？次贷危机虽然使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势头受挫，但是经过危机的洗礼，金融监管制度和资产证券化市场一定会完善起来，并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资金支持。但是，州控制次贷的试图与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最大的投资者—联邦银行扩张次贷的迫切要求相冲突。两家监管机构此后展开将近20年的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权的争夺战，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会的调节之下形成了一个妥协方案：期货交易委员会拥有对外汇金融衍生产品（除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汇衍生产品）、股票指数期货以及指数期货期权的监管权，而证监会则拥有对股票期货、股票期权、股票指数期权的监管权。因此，金融创新就不可能是完全无拘无束的，其创新的自由只有搁置于法律自由的框架之下，才是具有社会意义和有益于社会的。
他们迷信市场逻辑，反对国家干预。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以及随之发生的大约9 000家银行的破产和数年的经济萧条，才使得政府决策者重新梳理与盘点自己重效益轻安全的金融监管理念。行使政治权力时，必须把权力分开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受托人以便互相制约，并指定受托人为公众福利的保护人以防他人侵犯。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去追求财富、积累财富和享受财富，最大自由地去赚取财富，是次贷危机表现出来的美国人的自由观。
美国早期的银行特许状以英国银行和证券业务分离的体制为样板，实践中银行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对短期流动资产的收购。一旦发生违约，则卖方承担买方的资产损失。
除此之外，很多州还在公司最低资本要求、治理结构、投资者保护义务、董事责任与权力、公司解散条件与程序等方面，给予公司尽可能大的自由决定权。见下图： 可见，金融创新并非引发此次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住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贷款）的证券化也不应是风险扩散和金融危机导火索的代名词，问题在于金融监管未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法律规制的缺乏纵容了证券化产品的滥用。
比如，随着次级贷款的增长，越来越多的贷款打包为抵押支持证券（MBS）。该报告阐明由于NRSROs的义务在传统上受到监管豁免和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护，对NRSROs的责任追究很难实施。美国双层多边的监管体制对混业金融的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如第10条规定：同一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具有两个不同的评级结果时，商业银行应当运用所对应的较高风险权重。如果说在分业经营的条件下，监管者之间的竞争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较好地保证了监管权力的有效行使，那么，当金融业重回混业经营时，分权监管模式严重的局限性就日益显露出来了。我国金融法的制定或修订中，也有着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
尽管货币监理署的基本监管职能是确保联邦银行系统运行的安全与稳健，但它的全部预算来源于被监管银行的收费，财政上的依赖关系使得货币监理署背离监管者的职责而站到被监管者的立场上，于2004年宣布上述各州的反次贷法因为不能适用于联邦银行而无效，监管套利简直是明目张胆。从这一角度来看，次贷危机也是道德危机。
这种倾向有助于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也有助于增加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从而愿意把纠纷提交司法机构解决，并通常倾向于服从司法判决。在当今美国资本市场上，主要的评级机构是标准普尔（STANDARD＆POOR）、穆迪（MOODY）和惠誉（FITCH）。
时至2007年，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已占到全美企业利润总额的40％，资本积累呈明显的虚拟化趋势，金融部门的发展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为了追求较高的利率，金融机构纷纷降低贷款资格审核标准，虽然活跃了房地产交易市场（从1994-2005年，次级抵押贷款年平均总额增加25％。
三、法律秩序：他律与自律规则失范 这次以次级债为震源的危机，既暴露出美国金融法律制度构建中金融衍生产品无法可依的漏洞，更折射出作为世界各国法律文明标杆的美国，存在着文本中的法律并没有演变为行动中的法律秩序的现象。美国坚持双层多边的监管体制有其独特的美国因素，例如其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政治制度，因此，在法律移植与借鉴中，痴迷美国标准的普适性与万能性是非理性的。以此两机构为中心，组成了美国最初的证券化抵押市场。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这种有毒的金融创新产品是由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券商和银行合作推出的，是典型的影子银行的证券化活动。
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法律文化中积淀为司法至上的倾向。对此，美国政府采取了由默认到法律屈从的应对路径。
1837年的金融恐慌和在随后6年中1/4美国银行的破产才带来安全价值的回眸，1864年的《国民银行条列》再次遵循传统，规定银行业务仅限于发行货币、接受存款和从事短期商业贷款。该法确立了银行业与证券业分野的金融隔离制度，证券公司不再接受存款或设立吸收存款的分支机构，联邦储备系统的商业银行会员被禁止参与包销、买卖证券业务，只能经销和买卖联邦证券、存款单以及市政普通责任证券，而任何从事证券业务的银行又不能经营吸收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
另一方面，证券业的金融创新使银行获取资金的成本优势以及资产方面的收益优势下降，由此造成的压力降低了银行的赢利，导致银行业收缩。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美国有关的司法判决支持了创新者的规避行为。
然而，美国的金融监管结构转型极不彻底，仍保留了机构监管的诸多痕迹，因而仍无力应对混业金融和金融创新的挑战。如前所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始终在不断的博弈中前行。从1994年到2006年，美国的房屋拥有率从64 ％上升到69 ％，超过900万的家庭在这期间拥有了自己的房屋，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表明，对于秩序的构建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无生命的法律规则，而是法律规则在人们行动中自觉的释放和体现。
利益的诱导、理论的煽动，导致金融运作中出现了诸多自下而上的闯红灯行为。所谓影子银行，又称影子金融体系或者影子银行系统（Shadow Banking System），是指把银行贷款证券化，通过证券市场获得信贷资金，实现信贷扩张的一种融资方式，属于银行的证券化活动。
2006年次级抵押贷款资产总规模达到6400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规模的5.3倍。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建立了衍生产品部，大力拓展结构化产品业务，开发出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等多种金融衍生产品。
在过去70年中，围绕住房按揭贷款的多种金融创新为美国社会提供了巨大的购房资金。包括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等在内的众多机构投资者见利忘义、只顾逐利，不顾风险，最终使金融系统陷入失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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